亚当斯密斯在《道德感情论》里，讲过这样一句话：

当一个人生活在无人岛上，由于没有他人目光，所以他可以忍饥挨饿，住在没有屋檐的房子里，而一旦无人岛来了第二个人，这个原本孤苦无依的人一旦意识到“有别人”在的心开始苏醒的时候，他的“虚荣心”就开始运转了——他想要获得别人的尊敬。

据说这里的“虚荣心”，亚当斯密斯并没有贬低它的意思，反而把“虚荣心”当成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成长的启动剂。 正是因为有了“虚荣心”，所以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才会去加倍生产与消费，支撑起整个文明的前进。

任何人都有一颗“虚荣心”，都希望自己从他人那里，获得肯定，赢得尊敬，做一个有存在感的人。但不同的民族，似乎每个民族的“虚荣心”各不相同。

比如中国人和日本人，今天来简单谈一谈。

首先谈谈日本人的“虚荣心”。 一般，“虚荣”和“炫耀”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是心理，一个是心理外露的行为表现。不过，当今的日本人，普遍似乎对“炫耀”都相当抵触。

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如果一个人大咧咧地炫耀他“很有钱”，一定会被社会排斥和孤立，我从我身边的日本朋友那，以及日本社会，感受到了这样的氛围。

炫耀财富——比如开着大奔，手提lv，烈焰红唇在日本被视为“贫穷”和“粗俗”的象征。笔者身边一位日本知识分子这样跟我说。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骨子里是有点嘲讽时下中国人的意思。

当然，笔者知道，日本人不是天生就这样风轻云淡。

在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泡沫经济登峰造极的时候，据说东京的街头，满大街都是靠着炒房炒股，一夜暴富的日本人。

女性们各个挎着lv的包，男人们则在夜总会里一掷千金，摸着不穿内裤的妈妈桑。晚上回家，手上即使拿着1万日元（合时下的500人民币），也难以打得到出租车，因为街边一定会有拿着更多钱对出租车招手的人。

只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人才从醉生梦死中醒悟了过来。经济由热转冷，热钱过后，留下一地鸡毛，日本人迎来了“失去的20年”。

不过，“吊诡”抑或符合某种规律那样，经济的崩溃，让日本人终于有时间开始重新审视生活，反省自己。

在这样的集团氛围下，日本似乎反而迎来了“文艺的繁荣”。据说，好的文艺一般都诞生在人类痛苦的时代。日本似乎也不例外。

你看，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音乐，电视，电影全面繁荣。甚至连AV，据说也是泡沫破灭最严重的那几年，拍的格外有灵魂，诞生了饭岛爱这样的“大人物”。

经过20多年的反思，自省，以及客观状况上的整个岛国集体郁闷，看不到前景，日本人也赚不了那么多钱了，于是日本人开始更加追求简朴，比如优衣库这种原本诞生于日本偏门小地方的小品牌，也开始取代奢侈品店，进军东京银座。

又比如日本满大街，500日元（合30人民币）的便当也开始着急卖不出去，450元，480元等能让消费者产生“获得感”的便当或者快餐开始流行。穿着普通衣服，只要会打扮，也能很时尚的“新风尚”开始流行。

日本人也开始不怎么愿意加班了，晚上6点下班成为日本上班族的新习惯，爸爸下厨带孩子，被认为很“酷”。

日本人把能炫耀的东西，由物质变成了“精神式的东西”。

比如可能一个外貌十分朴素的日本人，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竟然身体结实，甚至有六块腹肌”，然后你才发现“原来他喜欢冲浪，且不定期地去全球各大海滩冲浪”，日本人现在似乎更爱这样的“炫耀”。

又比如一个家庭主妇，她竟然有着天才般的做出美丽便当的方法，然后你又是在“极不注意”的情况发现她的才华，日本人想要和享受的，似乎是这样“炫耀”。不过，自己的才华被发现，获得如潮般的赞美，日本人不但不会来劲，反而似乎会先红起脸来，就像犯了错一般，这一点，中国人听了，估计难以理解。

与日本人的炫耀或者虚荣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炫耀”基于目前快速发展的经济，处于“露骨”的阶段。这可能也和中国人大大咧咧，粗糙的民族性格有关。

原本笔者一度认为“赤裸裸炫富的中国人大概只停留在电视剧上或者日本充满嘲讽的新闻”里时，事实证明笔者错了。“我最近买了一个什么牌子的包”，“我认识什么人”，“我家谁谁”。

说着这样话的人，在笔者身边不止一个。如果在日本说这样的话，可能会在第一天，就会被孤立吧，笔者这样想。

面对“虚荣炫耀”爆棚的中国人，日本人一方面心里难掩喜欢，一方面也感到害怕和不公。为什么“这样的中国，竟然还能够发展，还不吃亏，还比较一路顺风。”

“为什么这么礼仪正正，温和善良的日本，却这么倒霉，经济不振，社会看不到明天？”

这是许多日本人的心声吧。

现在，日本的知识界，正在呼吁日本人重新找回“虚荣心”，要重新振作起来，为了日本的骄傲而奋斗。在中国呢？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自己那份还在不断膨胀中的“炫耀”呢？

19世纪末，制度经济学鼻祖维布仑在目睹了“先富阶层”大肆构筑豪宅、疯狂追逐奢侈品、游手好闲、鄙视劳动等言行后，挥笔写就《有闲阶级论》一书，痛批“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和欲望如同原始野蛮人抢夺女人，他预言“有闲阶级”将加重社会两极分化，从而成为整个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们疯狂地追求消闲、享乐，将摧毁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劳动不再是为人赞美的美德，而成为遭人唾弃的对象。

放眼今日之中国，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历经30年改革开放，确实已今非昔比。黄金宴、人乳宴、天价奢侈品、砸汽车、扔钞票的行为层出不穷，而法国人头马在中国的销量更是超过在世界其他地区销量的总和。

在日本，“爆买”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在东京银座狂购奢侈品的中国游客随处可见，他们有意无意地脱口而出的“太便宜了！”让日本人瞠目结舌，但这换来的往往不是日本社会的尊重，而是发自内心的反感。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犯过诸如此类的“暴发户式的愚蠢”。对中国而言，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是“过来人”。

如今，在日本，路上很少看到欧美豪华汽车、大排量越野车和多用途汽车（MPV），受宠的往往是小排量微型车及环保动力车。日本人已不将汽车等当作判断人是否事业成功的标志，汽车只是代步工具，首要考虑的是安全节能环保，丰田、三菱的大排量越野车则主要面向中国市场。

可以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当年狂热的“浮躁心理”已从日本社会基本褪去，理性消费的回归恰是一个国家成熟的表现。在传统思想上，日本深受中国影响。但在引进儒家思想时，日本过滤掉了“易姓革命”的主张，使得“天皇”有别于中国的“皇帝”，得以万世一系。

同样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日本也只继承和践行了“均贫富”的部分，而剔除了“仇富心理”和“为富不仁”的观念。

岛国文化决定了国民的随众性和集体意识，要保证集体良性运转，相对的“平均主义”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日本人尊崇平均主义，并能从中获得安全感。

日本1.3亿人口，却公认是“一亿中流社会”，典型的橄榄型社会架构，中流阶层比例非常高，社会保障健全，且社会贫富差距极小，公司CEO的收入一般也只有工薪阶层的5至10倍。

富人住宅设计风格简单，昂贵的名牌家具摆满屋子被视为是“俗气的事”。

在日本富人之间，流行“三不拥有哲学”，即“不拥有存款（注：辞世前最多留2000万日元）、不拥有房子、不拥有头衔”。

戈尔巴乔夫曾感叹：“世界上唯一真正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日本。”

单纯地有钱有势在日本很难赢得尊重，日本社会尊重的是那些不管多么了不起都坚持不奢华、坚持过平常生活的人。

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一代商业帝国的缔造者们之所以被誉为“神”，自有其非凡商业成就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自身令人钦佩的人生哲学。

比如，松下幸之助对财富本身没什么兴趣，他视权力为“痛苦与责任”。当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1961年去采访他时，发现在一座古朴的京都宅邸内，安静的老人正和三位年轻的研究员边喝茶边探讨如何为人类创造更大的繁荣与幸福，他穷其一生领悟到的最高智慧即“自来水哲学”——“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

在幸之助看来，企业经营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将肩上的社会责任和大众期望通过数字表现出来。为完成远大理想，他制定了250年企业远景规划，以25年为一个阶段，分10个阶段完成。

在他1989年去世时，创业仅70年的松下电器利润高达420亿美元，几乎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他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我想探究人性，探询人类的幸福之源。”

松下幸之助为日本的财富追求者们树立了榜样。时任“日本财界首相”——经团连会长的土光敏光几乎每天晚餐都是吃沙丁鱼干串，而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担任伊藤忠商事会长期间，一直坚持坐电车上下班。

日本作为高度均质化的中流社会，招摇的“炫富”本身是难以容忍的。笔者曾多次参加高层次的宴会，但菜式都很简单，自助餐或日式套餐，基本上没有国内那种动辄一桌山珍海味、鱼翅燕窝的“壮丽景观”。

而笔者熟悉的几位国会议员都奉行“十分钟就餐”原则，不会将时间浪费在吃饭上，够吃就行，不会过于讲究，更不会铺张浪费，“吃完道谢、吃剩道歉”是日本社会的常识。

在日本“耻文化”背景中，浪费是不被允许的“耻”，所以很少看见日本人浪费。

反观中国的民间“巨富”，正如吴敬琏所言，“绝大多数是来自‘裙带资本主义’，是权力资本化的结果”。炫耀凭借如此手段取得的财富，后果将比维布仑预测的更加危险。“社会公平正义是阳光，甚至比阳光更有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