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

　　包豪斯在日本的影响，其实对了解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原因是因为亚洲的现代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直接通过德国、美国影响亚洲地区的，而是通过日本扩散开来的。日本影响了韩国、台湾、香港，再从香港影响到中国的南方，继而逐步扩展到国内其他地区。

　　日本现代设计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864年开始的明治维新，逐步促成了日本人对工业标准的认识，奠定了现代设计的一个认识、制度化的基础，到1924年前后，开始探索现代设计，这个时期内，有日本人参观包豪斯。记录有石本喜九治、仲田喜之助在1922年11月13日参观了魏玛包豪斯，之后，又有大内喜一郎、崛口舍已在1924年参观了魏玛包豪斯，会见了格罗比乌斯。

　　崛口舍己是日本现代建筑非常重要的先驱人物。20世纪初，西欧的建筑师对徒具形式的历史风格开始了猛烈的抨击，并摸索与工业化社会的技术相适应的新建筑、新风格。同样，在日本，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建筑师不再沉缅于过去的历史以及所积淀而成的风格，开始追求新的建筑形式，现代建筑的萌芽于是在日本产生了。1920年日本最初的现代建筑运动——“分离派”便是在这样的潮流中应运而生的。由崛口舍己、山田守等6人组成的该流派，主张摒弃过去的风格，与维也纳的分离派在理论上一脉相承，甚至连名称也直接搬用了过来。但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却与当时德国的表现主义实为一路，把建筑还原成不定形的体量和线条，挖掘个人内心的情绪并投射、外化为具体的形态。到1930年代，表现主义建筑逐渐消退，理性主义开始占据主要的建筑舞台，从而迎来了日本初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十年鼎盛期。理性主义建筑强调平面布局的合理性；追求施工、生产过程的工业化和经济性；以钢铁、玻璃、混凝土等现代材料塑造几何学特征的建筑形式。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当数于1932年竣工，被布鲁诺·陶特(BrunoTaut)盛赞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现代建筑”——东京中央邮电局，其外观采用不作任何修饰的钢筋混凝土材料，形式朴素、简洁。此外，还涌现出了如谷口吉郎1932年设计的“东京工业大学水力实验室”，土浦龟城1935年设计的“土浦龟城邸”、山田守1938年设计的“东京递信病院”、崛口舍己1941年设计的“若狭邸”等一批精致典雅的理性主义建筑。如果看看崛口的笔记，就会发现包豪斯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影响。

　　1926年5月，吉田熏参观了新落成的德绍包豪斯，会见了格罗比乌斯，1929年3月，木野正已访问德绍包豪斯，这时的校长已经不是格罗比乌斯，而是汉斯·迈耶了。

　　在包豪斯留学的日本学生是水谷武彦，他把包豪斯的思想带回日本，成为日本重要的美术、建筑教育家，通过各种活动，在日本推行现代设计。水谷武彦生于1898年，1921年在动机美术学校图案系毕业，1927－1929年，获得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到德绍包豪斯留学。1930年回国之后，在动机美术学校建筑系担任教授，开设了包豪斯体系的“构成原理”，这套教学系统，后来传入台湾、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之后，形成我们熟悉的“构成体系”中的“三大构成”，究其缘起，是从包豪斯经过水谷武彦而来的。他在战后在东京都立大学担任教授，1969年去世。水谷武彦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影响非常大一位就是柳宗理。

　　水谷武彦是一个很特别对中国设计教育有影响的人，就是他提出的“构成”，居然能够在几十年之后经过台湾、香港的传入广东，影响了广州美术学院的一批老师，又影响了1980年代在日本留学的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几个老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几个老师，从华东、北京开始扩散开来，使得中国现代设计的最早一波成为“三大构成”冲击。事实上包豪斯本身并没有三大构成，这时水谷武彦的诠注，再经过港台的传播，通过日本教育的影响，进入中国大陆的。

　　有关包豪斯设计教育的系统性介绍首先是从日本人的书籍“转口”引进的，特别是三大构成方面的著作一开始差不多都是日本人编写的，而且相当一部分书籍是经台湾翻译的日文著作介绍进来的，甚至至今这些书籍在我国设计教育界都颇有影响，例如朝仓直已的两本构成著作，几乎成了许多教构成课的教师手中的主要教学参考书籍。因此，近来设计教育界不少人对此作了一些反思，认为，我国设计领域对包豪斯的接受，与其说是深层次设计理念的需要，不如说是设计教育从工具性层面上求变的一种行为。由此一来，“三大构成”几乎成了包豪斯的同义语，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包豪斯就是“三大构成”，这“三大构成”在80年代几乎成为和设计完全脱离的图像形态的技术性抽象化和构成化的变幻，反而使得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从传统图案、手工艺的一端，落入到抽象构成变化的另一个极端去了。自然，这并不应该是日本造成的，而是我们在引入外部设计教育缺乏全面的认识和了解造成的。这种情况，到1990年代开始被各个学校逐步改正过来了。

　　1930年1月3日，另外两个日本学生进入德绍包豪斯，他们是山胁岩(IwaoYamawaki)和山胁道子，他们跟随包豪斯迁移到柏林，毕业之后回到日本，在日本推动包豪斯式的设计改革，是最早来自包豪斯的直接影响。

　　把包豪斯系统介绍入日本的第一人是评论家胜见胜(Masaru Katsumie )， 他在1948 到1949年在日本的《工业艺术新闻》(Industrial ArtNews)杂志担任编辑。从那时开始，他全力以赴地推广欧洲为中心的、以“好设计”( gooddesign)为宗旨的设计体系。他一方面把包豪斯20年代在伊顿认为设计应该是凭据直觉和纳吉的理性主义立场争论带进日本设计界和设计教育界，同时还把大量的西方关于设计的著作介绍人日本，其中包括英国作家赫柏特·李德的《艺术与工业》(Art and Industry)等。 Katsumiu把1950 年称为日本设计第一年，从那时开始，到1955年左右，日本设计教育开始大规模发展，不少重要的设计学院在那个期间成立。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1951 年成立的创意艺术教育学院(theCreative Art Education Insitute)、1954 年成立的桑泽设计学校(Kuwazawa DesignSchoo1)、1955 年成立的视觉艺术教育中心(the visual Art Educationalcenter)等等。在这些学校中都有采用了比较明确的包豪斯设计教育体系。胜见胜的这个推动，不但影响了日本自身的设计教育发展，也间接的影响了台湾、香港的设计发展。

　　柳宗理( SoriYanagi)是另外一个把包豪斯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和思想，结合日本民族传统设计发展成体系的一个设计家。柳宗理1936-1940年在东京艺术大学学习，1942年起，任勒。柯布西埃设计事务所派来日本参与改进产品设计工作的夏洛特。佩利安的助手。1954年任金泽工艺美术大学教授。1977年起任东京日本民艺馆总监。柳宗理虽受到包豪斯和柯布西埃的影响，但他在主持日本民艺馆时他的主要兴趣仍在日本乡土文化上。在他看来，民间工艺可以让人们从中汲取美的源泉，促使人们反思现代化的真正意义。他坚持自己对现代设计的独特见解和创作个性。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的宗理，走遍了日本各地，深入日本的民间生活，在民间工艺中发现了人类生活的根本和真正人性化的源泉。这反而正是工业化时代所最应该学习的，他深深感受到传统和创造其实是在同一点上。之后，他设计出无数包括家具在内的工业产品，成为现代工业设计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直坚持着他的设计哲学，排除设计师的一切自我主张，最大限度地追求在生活场景中使用时的功能性和舒适度，才是最高境界的设计。他的作品没有希奇古怪，非常朴实无华，充满了理性、功能性的特点。

　　对于中国设计教育来说，来自日本最直接的影响应该是在包豪斯基础课基础上完成的“三大构成”系统了。朝仓直巳编写的三本构成的教材：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对中国的院校来说影响太大了。朝仓直巳第一次来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学是1985年，之后基本每年都来，到1999年他已经来过14次了，他把四大构成(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光构成)的体系完整的介绍到中国，并且他的几本教材也完整的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国设计学校很重要的教材、教学参考书。这个工作影响很大，并且具有高度的系统性。

　　朝倉直巳(Asakuru Naomi,1929-2003，特别提一下，是国内很多人错读他的名字，读成朝仓直己，或者朝仓直已，其实是朝仓直巳，“巳”读音是“寺”，是地支第六位)是設計家。在原来的东京教育大学(现在的筑波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构成，是亚洲基础造型学会第一任会长，在中国大陆、台湾、韩国等东亚地区推广基础构成课程，他把福島大學教育學院做為构成教育的中心，在京都教育大學，筑波大學，文教大學教育學院等学院推广构成，是日本很重要的设计教育家，他的著作很多，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紙的構成設計》，(美術出版社)，《藝術·設計平面構成》(六耀社)，《藝術·設計的立體構成》(六耀社)，《藝術·設計的光的構成》(六耀社)，《藝術·設計的色彩構成》(六耀社)，《紙基礎造型·藝術·設計》(美術出版社)等。其中有关构成的部分全部翻译成中文。他曾经在台湾昆山科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2003年回日本，在茨城县自己家附近因为车祸去世。受他影响的中国设计师很多，

　　日本是把包豪斯的构成基础课系统化的国家，1990年，日本基础造型学会成立，是以大阪艺术大学教师(以京都艺术大学校友为主)为骨干，联合在关西活动的大学教师、美术家团体共同组建。秘书处设立于大阪艺术大学。1991年，聘请原筑波大学教授朝仓直巳就任第二任会长，招募关东的会员。此次招募超越了已有的设计和美术领域、作为教育研究者、美术家和设计师的交流学会，汇集了关东、九州以及东北的会员，向全国性的学会迈出了第一步。

　　1993年神户大会上，松尾先生接受朝仓教授的邀请，入会并参加大会。总会上提议第二年在四日市召开大会，并被指定为主办。1994年8月，在四日市市立博物馆内以“星的形”为主题的会员作品，和“三重的形”三重县内的传统造型文化为题的展览会，在三重地场产业中心内联合举办。邀请包豪斯和民艺的实践者、日本的设计的先驱、日本民艺馆馆长柳宗理作基调演讲。这一年还在台北市台湾工业技术学院与台湾会员一起召开了第一次海外大会。1995年，在台北市请中国台湾造型艺术家的代表杨英风作基调演讲并成立台湾基础造型学会。

　　1998年，由广州基础造型研究会主办，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参加的“亚洲基础造型广州大会”在广州美术学院召开。其姊妹校的女子美术大学的骨干教师也参加了本次大会。这次会议中提出了成立亚洲基础造型联合学会的构想，朝仓、松尾负责成立的准备工作。松尾被选为日本学会会长。大会后，成立了韩国基础造型学会、上海基础造型学会、天津基础造型研究会。

　　1999年，亚洲基础造型联合学会成立，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代表赴宫城大学参加东北大会在确定每年都有各种重大活动在各国开展。

　　2003年2月，朝仓直巳会长逝世。形成以松尾秘书长(代会长)、穗积、岩田组成的委员体制。同年，预订在五月召开中国台湾大会，因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和非典的流行而延期至11月在台南昆山科技大学召开。邀请东京艺术大学教授、造型艺术家伊藤隆道作以环境造型为题目的基调演讲。2005年10月22日晚，来自亚洲各国的数百位设计师、建筑师齐聚，为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亚洲基础造型研讨会”举行闭幕庆功酒会。国际著名设计大师群体包括：高山正喜久(筑波大学)、胜井三雄(武藏野美术大学)、西川洁(筑波大学)、赵烈(汉城大学)等众多日本、韩国著名设计师及同济、华东理工各高校代表共同参加并展览其代表作品。

　　对于中国设计的现代发展，日本是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的，其中直接的影响，是一批留日学生带回来的，特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王明旨、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张福昌、吴静芳这批老师，他们先后在1980年代初期学成回国，在自己的院校中进行了很大规模的设计教育改革；另外一方面，就是日本的设计教材、著作，通过台湾、香港出版，再介绍到广州美术学院，间接的影响了广东的设计发展。

　　包豪斯在日本民众中也很有影响力，2008年，东京艺术大学和德绍包豪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包豪斯在日本》( the Bauhaus inJapan)的展览，这个展览是由日本的媒体集团“产经新闻”赞助的，首先在东京艺大的艺术馆举行，从4月份直到10月份，有超过10万人参观，之后转到浜松市(Hamamatsu)艺术博物馆、新泻市艺术博物馆(Niitsu)巡回展出，一直到2009年的3月份，之后又巡回到枥木县立美术馆( Utsonomya Museum of Art)，现在还在继续巡回展览中，参观过这个展览的人数总计超过二十万人了，仅仅这个参观的人数，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人希望知道包豪斯。

　　对比日本人对包豪斯的兴趣，国内群众的兴趣就显得差距很大了。2010年5月，上海莫干山路50号的M50艺术空间举办了包豪斯文献大展，这个展览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联合举办的，5月2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德国驻沪领事馆、德国歌德学院共同主办的“包豪斯的道路”中德国际学术论坛及大型文献展在上海开幕。这是至今为止包豪斯在德国境外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论坛和展览，也是纪念包豪斯创立90周年暨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研究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这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对人数庞大的中国设计学生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但是来参观的人却出奇的少。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朱淳对记者说：“来的外国人比中国人多，连文献展的中文资料结集也都是外国人买走，还一买就是好几本。中国人自己反而不怎么感兴趣。”还处在设计发展时期的中国人，好像感觉包豪斯已经是过时的痕迹了。在这次展览举办的论坛上，来自德国的包豪斯基金会监管人穆勒博士被听众问“包豪斯所代表的机器美学是否已经过时”，拿起自己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说：“如果它不是包豪斯，那它是什么？”当这个展览在10月份在汕头大学长江与艺术学院的展览厅开幕的时候，来参观的学生也是寥寥无几，这种情况的确很令人感觉到无可奈何。同样的展览在日本可以吸引到二十多万人参观，在国内连几千人都吸引不到，差距实在太大了。